大国博弈与区域秩序竞争

葛腾飞

【关键词】大国博弈 区域秩序 印太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21世纪初以来，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间软硬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主要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国际力量结构，以及总体上得以持续的全球层面大国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已面临实质性变端。取而代之的则是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彼此竞争、对立、对抗，大国间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急剧上升。而大国对抗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抗性效应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的扩散蔓延，在关键热点区域的竞争对抗尤其明显。

大国博弈进程中的区域化秩序构建

当前，美国重新强调大国竞争，重拾冷战对抗思维，企图复制其在20世纪中后期的冷战对抗做法，公开渲染国际政治身份差异，全力煽动国际政治经济观念的对立与对抗，国际社会日益显现出阵营化撕裂和集团化对抗趋向。在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的政策日益出现激进性变化的大背景下，总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其中霸权国家对崛起国家的打压构成当今世界的最大动荡来源。霸权国家挑动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阵营化区隔对立态势明显强化。陆地、海洋、空间、网络、太空等诸多传统或新兴地缘政治空间博弈态势出现重大变动，网络、太空技术加持下的陆权与海权对抗构成新的拓展形态的地缘政治大博弈，这也使当今世界动荡变革加剧以及大国博弈迈向新空间和新形态。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认为，目前世界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再也无法乐观地设想通过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全球传播而造就一个其想要的世界，结果不仅仅是一种多极权力，而且是一个日益冲突的现实构成的世界。面对这个西方国家再也无法独自掌控的世界，基辛格认为，当今时代的政治家必须要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融入“共同秩序”，否则，甚至可能出现“比国家之间的斗争更具破坏性”的“区域间的斗争”。基辛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国际政治矛盾演进的机理和趋势。如中国学者张宇燕所说，当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态势，大国竞争加剧，经济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提速甚至可能在世界上出现由几个全球关键大国分别主导的平行体系，乃至出现那些突破地域限制、试图以社会经济制度等作为组群标准的平行体系①。这种平行体系在国际经济意义上体现为“脱钩”运行的平行市场，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则显现为不同大国主导的区域秩序。

按照批判地缘政治学说的观点，区域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边界不断变动的社会空间，是由某种政治实践活动塑造和再造的空?。所谓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就是指形成一个区域的过程和行动。一个人类生活在其中并相互影响的特定区域，有地理空间、历史空间和意识空间三层含义。区域是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一个国际区域，是整个国际社会或系统的组成部分②。按照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的观点，一个区域的构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共有的特性、成型的互动和共享的看法。区域秩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区域秩序是指区域各国间的权力格局，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利益需求、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价值而产生的一种规则与目标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区域机构与制度安排，尤其是区域政府间组织是构筑区域秩序的重要载体。其次，表现为某种规范、价值、目标、愿望被区域各行为体所共同接受，各行为体具有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其行为受共同的价值与目标的约束。最后，一定程度上是区域认同而不是权力因素制约着区域合作与区域国家间行为。在行动层面上，区域秩序表现为区域各行为体之间的规则交往与互动，以及获得广泛认可的区域一致行动③。

区域秩序的竞争至少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空间竞争形态，一种是不同地理空间秩序间的竞争，另一种是同一地理空间内不同秩序间的竞争。在这种区域秩序的竞争中，主导国家的领导力、秩序覆盖区域的空间范围、秩序理念中的战争与和平基本取向、秩序机制的深度与可行性、秩序凝聚力大小、秩序解决自身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秩序竞争或区域化秩序构建的结果，并最终决定大国竞争博弈的结果，因此，这种区域秩序竞争对大国竞争博弈极为关键。冷战时期的美苏斗争实际上即表现为美苏主导的两个平行体系和两种区域秩序之间的斗争。美国领导西方阵营构建了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区域秩序；苏联也试图领导苏东阵营形成具有自身政治特性的区域秩序和机制，不过苏联领导下的苏东阵营因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始终处于一种巨大的张力之中并最终走向了分裂。可以说，冷战期间两种区域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昭示出大国对抗博弈中区域化秩序构建的重要意涵。

当下美国着力构建印太区域秩序的基本意图

多年来，美国不断声称自己是亚太国家，不断强调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和亚太秩序的维护者，精心挑选、诱导拉拢区域盟友伙伴，持续强化区域化联盟遏制战略，将大国竞争前沿阵地推进到中国周边地区。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转向亚洲”，开始强调其亚太国家身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围绕中国大陆精心构筑“亚太弧”，到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并公开抛出以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为支撑、以遏制中国为首要目标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以自由主义为旗号运作“印太战略”，并不断打造美国主导的各种层次区域机制网络，同时显露无遗地在其经营的区域机制中排斥中国影响，强行把所谓“中国威胁”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观念注入其盟友体系之中。美国在所谓“印太战略”运作中反复塑造、持续推进美国及其盟友的共有特性、成型互动，甚至强加形成所谓的“共享看法”。

美国政府决策层及两党越来越就量身打造一个亲美遏华的印太区域性地缘战略框架形成政治共识和战略共识，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吸纳更广泛的亲美力量资源，不断拉拢中间力量，以阵营化力量强化美国的地位和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在中国与友华国家关系中打入“楔子”，以期达到阻滞中国发展活力、减弱中国影响、削弱中国实力的目的。经济上强调所谓“中国威胁”，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筹建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小多边”、排他性机制，使美国的主要盟友伙伴跟随美国一起与中国经济“脱钩”，致力在印太区域重建一种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经济秩序”，确保印太区域的经济活力支撑美国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军事上大力强化和盟友伙伴之间的军事联系，通过驻日、驻韩、驻澳、驻菲等本地化美军力量强化与联盟的军事捆绑，通过基于盎格鲁—萨克逊认同打造的“奥库斯”同盟、“五眼联盟”等核心同盟机制带动更广泛联盟安全机制构建，逐步推动形成美国与其条约盟友军事安全上的全面合作机制。对于新兴伙伴则尽力通过常态化的军事接触、机制性防务贸易与技术合作、频密的联合演训，以及深度发展的后勤援助、电子通信、信息共享合作与互操作性安排形成相互信任的安全合作关系，并与核心盟友一起进行多线互动，构建美国主导的区域军事安全一体化合作体系，并通过频繁举行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对抗演习来强化美国与其区域盟友伙伴的身份意识。政治上日益强调美国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盟友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纽带，公然鼓吹美国领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同时公开地给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贴上所谓“威权国家”“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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