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理“微腐败”的经验

李宪堂

【关键词】腐败 廉政政治生态 微腐败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A

在以“权力支配社会”为特征的传统社会里，吏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和安危，“防腐”与“反腐”因之成为王朝政治的主要内容。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就如何治理腐败和“微腐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鉴戒。

把好入口关，严格官员的选拔和任用

吏治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官员素质的高低，因而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在官吏的选拔上，诸子百家都主张举贤任能，把任用贤才看作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例如，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明确地把“学优”定为从政的条件；孟子认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才可能“闲暇无事”；墨子强调“以尚贤使能为政”；韩非子则主张官员的任用必须通过基层的历练，政府应该把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能者选拔到各级岗位上，即所谓“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关于选拔官吏的方式，秦朝以军功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打开了社会底层身份上升的渠道；秦统一六国后，还实行了保举制，即由主管官员举任其下级和属员。两汉时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察举制，官员的选任通过地方长官举荐的方式进行。唐以后则实行科举制，即以公开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无论哪种制度，都必须以公正、公开、透明为原则，故而明代邱峻认为吏治的首要之务即“清入仕之路，公铨选之法”。

为了防止选举和任用官员过程中的营私舞弊行为，历代都采取了相应的制度措施。秦朝规定，官吏若犯罪，其举荐者要被以同样的罪名处置；汉代建立了官吏试用制度，期限为一年，发给半俸，试用期满经考察合格后正式录用，若试用者在正式录用之后有贪赃枉法等行为，要以“任人不善”“所举非人”等罪名追究其上级主管官员、举荐者或座师的连带责任。为了防止官员以家族裙带关系假公济私，汉代还建立了籍贯及亲属回避制度。这种制度行之有效，为以后历代所借鉴，如唐代规定地方官员回避本籍和邻近州县，有直系血缘关系及师生关系者，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衙门为官。宋代将回避关系扩大到五服以内的家族成员和所有姻亲，并规定官员不得在任职州县“典买旧宅”，退休后不得在曾任职过的州县“寄居”。明代将本籍回避范围扩大到一省，洪武年间规定除京官外，所有地方官员实行南北更调。

治理权力运行环境，营造良性政治生态

“微腐败”是权力寻租的一种毛细血管状态，治理“微腐败”的根本手段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在任何时代，结党营私都是社会政治中的痼疾，也是滋生种种腐败、“微腐败”现象的渊薮。

《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了朋党的危害，强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强调“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韩非子把朋党之害提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认为在统治集团内部一旦陷入朋党纷争，就会导致国家灭亡：“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韩非子专门探讨了对付朋党的各种“潜御之术”，如“设谏（间）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渐更以离通比，下约以侵其上”“罚比周而赏异，诛毋谒而罪同”等。历代统治者都把“散朋党”作为治国的要务，如《大清律》把“结交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结纳行为列入严惩的律例。

细化管理制度，建立切实有效的考评奖惩体系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察、考评和奖惩制度，这是改善吏治、克服“微腐败”的不二法门。

监察制度。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惩贪防腐，建立并完善了一套富有成效的监察制度。秦时中央设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和管理天下典册图集。西汉在秦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御史台为核心的、从中央至地方上下相维的较为完整的监察体制。唐朝时形成了具有独立司法权的监察机关——御史台，其职能主要是考察官员的政绩和操守，弹劾百官违法乱纪行为。御史台从五代到宋金元历代沿置，明代改称都察院，“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清代的最高监察机构亦称督察院，但地位和职权相比明代都有所提高。延续运行两千多年、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监察制度，对于惩治贪官污吏、纠正社会风气特别是官场风气、稳定皇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运行机制的严密性和高效性，直到今天仍值得借鉴。

考核制度。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渊源深远，历代沿袭形成了一个极为严密细致的体系。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严格而规范的上计制度，秦代有在此基础上实行逐级考课，隋唐时代有大考、小考，明清时代有京察、大计。官员廉政与否是考核的主要内容和决定升迁或降职、罢免的主要依据。秦律中规定考核官员有所谓“五善五失”，前者中有“清廉毋谤”，后者中有“贱士而贵货贝”，都是针对官员“微腐败”问题的。汉代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善，建立了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核的政绩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和标准，除清正、治行、廉能、勤谨等基本条件之外，还根据不同的职务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对县级官吏考核内容主要是户口与垦田增减、钱谷出入、社会治安好坏等。考核结果依据政绩的优劣排列名次，对政绩突出的，给予褒奖，或破格晋升；考核不合格的?t被追究责任，轻者受降职、降秩处分，重者免职，甚至绳之以法。

唐代考课制度在中国历代最为完善，形成了包括考核机构、考核方法、考核内容和奖惩标准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所有官员的考核由吏部统一管理，具体的考核工作由考功司负责。唐代考核制度的特点是制度严密而公正，执行标准明确、客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例如，将考核标准细化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指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项入仕为官的基本职业道德准则；“二十七最”指的是针对不同领域的官员提出的二十七种最优表现，如谏官、言官“献可替否”，铨选官员“擢尽才良”，考课官员“褒贬必当”，等等。考核结果分为三级九等，按等级定奖惩，如“背公向私，居官谄诈，贪浊有状”列为下下等，即行罢免，终身禁锢。

清朝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考核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指的是考察官员优劣的四项内容，即“守清”“政勤”“才长”“年壮”，每格分为三等考评：才则或长或平或短，守则或清或平或浊，政则或勤或平或怠，年则或青或中或老；所谓“八法”是针对“贪”“酷”“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疲软无为”“不谨”八种罪过的处罚规定，如规定凡为官贪、酷者即行革职拿问，禁锢本人及子孙三代；为官疲软、不谨者予以革职，回籍闲居。

晋升与福利制度。建立公平而有效的晋升迁转制度，有助于培育官场正气、维护官员的职业道德感和工作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减少腐败和“微腐败”现象的发生。秦汉时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员迁转管理制度。秦与西汉初期以军功升迁为主，汉武帝以后，“事功”“积劳”即政绩突出或年资积累成为官员升迁的主要条件。汉代史籍中多有“功次补”“积功劳稍迁”等字眼，如石奋“积功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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