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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4年之前,女性通常以自願或非自願的業餘偵探形象在許多故事及小說中現身。尤其是在E.T.A.霍夫曼[2]出版于1819年的《馮斯庫代裡小姐》中,這位斯庫代裡小姐幫一名被指控謀殺的人證明了他的清白。在凱瑟琳·克勞的《蘇珊·霍普利曆險記》(1841年)中,霍普利在試圖為她的家庭洗刷冤屈時不得不扮演一名業餘偵探的角色。威爾基·柯林斯在短篇小說《安妮·羅德韋日記》(1856年)中的女主角安妮·羅德韋在追捕一名兇犯時展露出了優異的偵探技巧。

然而這些作品所涉及的女性角色都是環境所迫,無奈才參與了調查事宜。女性真正地以偵探行業作為謀生手段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且不論女主角的神秘行徑,在《女偵探》一書中明顯可以看出,這位神秘的“G”并非直接受雇于警察局,而是獨立開展工作,但仍代表警察勢力。警員們當然知道她的存在,但不見得所有人都清楚她參與了哪些案件的調查。某些案件,例如本書的開篇之作《一輩子的租客》就是她獨自進行調查的。此書的封面畫的也是這個開篇故事。也就是說,她雖獨立行動,但仍與警方合作。還有一件顯而易見的事,在講述這些故事時她已從偵探行業退休,終于可以揭開一切的謎題了。

據傳警方确實曾雇傭過類似的女性探員,她們的身份通常都會隐去,但當案件開庭審理時,她們的工作偶爾就會在報告中提及。女性探員的優勢并未受到忽視。仔細回想下“G”自己的工作,她知道女人能進到男人無法混入的地方,因為沒人會覺得女人是個威脅。而且其他女人總會對女性探員敞開心扉大談特談,卻會對男探員三緘其口。在接下來的故事中,這類破案的機會就展露出其優勢。這些故事很可能是基于真實事件,因為女性探員的所作所為通常都不見于報告中,也未曾公開過。

若是如此,作者是如何創造出這樣的案件,而作者又是誰呢?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時,署名為安德魯·福雷斯特。小福雷斯特這個名字出現在兩本更早的故事集中,兩本都是探案小說類書籍:出版于1863年7月的《私家偵探啟示錄》,以及随後出版于1864年1月的《情報局,都市偵探回憶錄》。稍晚出版的一部書為《私家偵探》(1868)。這些故事都以第一人稱撰寫,聲稱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然而第一部書上架還沒過兩周,兩名已退休的倫敦警察,約翰和丹尼爾·福雷斯特兩兄弟緻信《泰晤士報》,聲稱這些故事與他們二人的工作毫無關系,他們也不認識“這麼一個名叫安德魯·福雷斯特的人”。

這對福雷斯特兄弟從前在弓街[3]任聽差,在他們那個年代很有名。編輯埃德蒙·耶茨還記得他們長得有多相像。他經常見他們站在倫敦市的市長公館外。喬治·奧古斯都·薩拉[4]曾路過他們在白教堂區[5]的辦公室,看到他們很早就到辦公室工作了。那時某些人将他們視作“賞金獵人”,而其他人則将他們視作私家偵探。二人的事迹在1858年廣為人知,因為他們參與了英國皇家銀行那件引人注目的案件,此案中該銀行多位主管被指控合謀詐騙銀行股東及客戶。福雷斯特兄弟在之後的四十年裡都是偵探界的領軍人物。就算“安德魯·福雷斯特”的故事并非直接取材于他們經辦的案件,這兩兄弟的名字用起來也是響當當的。

安德魯·福雷斯特的真實身份一直是個謎,雖然事情不該如此。《女偵探》包含了名為《離奇死亡的孩子》的故事,該故事首次發表于1862年,作為單行本以《羅德謀殺案》的标題出版,作者是J.韋爾。該故事的兩個版本除了開場文字略有不同外基本毫無差别。這個故事是再現了1860年臭名昭著的嬰兒謀殺案,死者為威爾特郡羅德鄉村公寓的弗朗西斯·薩維爾·肯特。福雷斯特在《離奇死亡的孩子》一章開頭的腳注中明确提及了此案。

羅德謀殺案成了那個年代最惡名昭彰的謀殺案,最近又因為凱特·薩默斯凱爾[6]的《威徹爾先生的猜疑》(2008)在新一代的讀者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作者寫書時對此案進行了充分的調查,她在本書的尾注中提醒大家注意韋爾和福雷斯特之間的關系。這條線索已經被忽視或者說被遺忘一百四十多年了。

J.韋爾就是詹姆斯·雷丁·韋爾(1832~1909),是一位嘗試過多種題材的作家和編輯,筆下内容包羅萬象,他的書中曾寫過懷特島、卡牌遊戲、夢、著名百歲老人以及英語俚語。他似乎不太可能靠寫作賺了許多錢,因為在1877年他(在《泰晤士報》上)寫道,他在倫敦林肯因河廣場所租的房間破舊不堪,該修一修了,但他仍住在那裡就因為這房間便宜。他甚至還要忍受樓下的另一位房客在房間裡演奏小型管風琴。他被吵得都跑去申請了針對這位風琴手的禁令以期阻止他的惱人行徑,然而此舉并未奏效。

《離奇死亡的孩子》首次發表于1862年這件事或許會令你以為“女偵探”這個角色是在本書面世的兩年前創作出來的,但其實她并未在1862年版本的故事中出場。在1864年版本中“G”隻不過是在講述一件案子,她說這案子是以手稿的形式給到她手中的,因此她并未親自調查此案。本書的最後一案《謎案》也是如此。這一案也是以他人講述的形式呈現出來的,首次是在周刊《肅穆與歡愉》1862年6月14日這一版上以《哈利街謎案》的标題發表。這一點說明韋爾是直到1864年他開始寫《女偵探》的時候才創造出了“G”這個角色。

韋爾很可能是《肅穆與歡愉》的編輯。此刊連載了他的許多素材,既有用他自己的名字,也有用過福雷斯特這個名字,匿名刊載的也有(至少有一個故事出現在了韋爾所著的故事集中)。這個周刊連載過一個背景設置在中世紀法國的曆史小說《羅蘭德:大屠殺的故事》,這個故事就沒有被收錄在書中。另一個故事,發表在1862年6月26日這一版上的《清晨音樂會上發生了什麼》,之後出現在了《私家偵探》中,故事标題為《“完美小姐”脫困記》。或許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肅穆與歡愉》發行時間雖然不長,但最先開始連載英文版的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這部作品的成書版本直到三個月後才能在英國買到。英語翻譯由拉塞爾斯·拉克希爾斯擔任,而連載在《肅穆與歡愉》上的縮略版本并未有譯者署名。這讓人不禁猜想,進行縮譯工作的或許是韋爾本人。

在《女偵探》中,尤其是在較長的故事《一輩子的租客》《未解的謎題》以及《未知的兇器》中,韋爾塑造出了一個栩栩如生的角色,在推演和邏輯方面可謂神機妙算。“G”并非單單是為了追求刺激和冒險才從事調查事業的女性。她心存良知,雖然這份良知并未影響她根據調查實情得出結論,但也确實常常讓她陷入兩難之地,令她覺得尋求法律上的正義與尋找真正的正義或許并非完全等同。

雖然這些案件的作者是個男人,但卻勾勒出了女人的視角,以及她的決心和信念。詹姆斯·韋爾很有可能是在調查羅德謀殺案時受到了啟發,從此對其他警界奇案癡迷不已。這不僅反映在他以筆名福雷斯特所寫的書中,之後的一本故事集《未來的法官:初級法庭人生随筆》(1880)也深受影響。在此過程中他也可能遇到了一些有女性私家偵探參與的案子。不論是受到真實案件的啟發,還是完全虛構的故事,顯然這位神秘的“G”是最早的女偵探。

注解:

[1]   《紅花俠》(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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