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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斯托克上校 書
我在聖誕節後的星期五一早到了法萊克斯米爾,覺得自己老了,心裡空洞而煩悶。
帕金斯開了門,看起來也老了,一臉憂愁。
“恕我冒昧,先生,我有事想私下跟您說,或許我該早點告訴您的,先生,但我沒想到這個事會有什麼影響,也不想得罪任何人,雖然出了這樣的事很難判斷自己應該怎麼做,但答應的事當然就得做到。”
我忽然覺得帕金斯很可憐,他顯然對這個家忠心耿耿,卻由于某個原因隻能讓另一份責任取代他的忠誠。昨晚重新看過我對案件做的筆記之後,我發現有個問題得問帕金斯,現在我覺得他要自己告訴我答案了。
他跟着我進了藏書室,在那裡做了進一步說明。
“盧思頓督察昨天問了我這個問題,先生,但不知為何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後來我覺得應該告訴您,先生,您是這家人的朋友,又那麼善解人意,或許,雖然看起來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不過在那樣的夜晚,任何人的進出,可能都有必要向對的人報告。”
“好吧,是什麼事,帕金斯?”我不耐煩地問,為這個老人感到抱歉,但實在忍受不了他的拐彎抹角。“你是要告訴我你為什麼在聖誕節那天晚上給溫福德小姐捎口信嗎?”
帕金斯看上去十分驚訝;他的嘴微微張開,讓他看上去像一隻可笑的青蛙。
“口信,先生?——為什麼?對,先生;沒錯;我忘了帶口信的事,當然現在我想起了,因為那條口信,說起來是關于那輛車的。那是亞什莫爾的車,先生。您還記得幫奧斯蒙德爵士開老戴姆勒的約翰·亞什莫爾嗎?是這樣,先生,聖誕節那天來這裡的是亞什莫爾,開着那輛他在布裡斯托開的出租車。他是在午飯之後來的,先生,帶了一條給珍妮弗小姐和卡羅爾小姐的口信,想感謝她們送的一盒什麼聖誕禮盒。他最近日子不太好過,收到那個禮盒肯定很開心,于是覺得應該立刻表達感謝。但她們認為,先生,還是不要對奧斯蒙德爵士提起他來過,我也照做了,不想招惹任何麻煩,而且奧斯蒙德爵士,您也知道的,先生,不喜歡被惹惱。”
所以那輛就是肯多開車到法萊克斯米爾時在大門口遇到的車。我現在能理解了,如果是珍妮弗和卡羅爾讓帕金斯保守秘密,他是會猶豫要不要說出亞什莫爾的來訪的。我問他亞什莫爾是啥時候到的。
“午飯後不久,先生。我在聖誕樹亮燈儀式的時候通知了珍妮弗小姐,她在儀式結束後立刻跑去跟亞什莫爾說話了,還請他留下來喝茶。不過後來,先生,當出事的消息傳到仆人休息室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是件命案,隻認為是出了什麼意外,然後亞什莫爾說他還是離開的好,還特地讓我給珍妮弗小姐和卡羅爾小姐留了口信,說謝謝她們的好意。我就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們,卻沒找到珍妮弗小姐。我去了她的房間——您可能知道在哪兒,先生;就是走道盡頭那間,卡羅爾小姐在那兒,我就把口信告訴她了。我告訴她書房出事的時候她似乎完全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我問他知不知道找到卡羅爾是幾點。
“我不知道,先生,不過當時大廳裡一個人也沒有,先生;應該都去書房了。”
這麼說,卡羅爾沒有回大廳。她無法面對其他人,就躲在珍妮弗的房間,等待消息被傳達,當大家亂作一團的時候她就能和一群人會合,那時她表現出的任何痛苦也會被認作是正常的。
我讓帕金斯離開之後便坐下思考行動計劃。且不說我的個人感情,案子本身就很難解開。幾乎沒有直接的證據指向卡羅爾,要找到從哪兒能發現更多線索也不容易。
不久之後,盧思頓來了,我迫不及待地要他說出對維特科姆做了什麼,從他那裡問出了什麼事情。
盧思頓很不滿,脾氣暴躁。在星期四晚離開法萊克斯米爾前,他發現溫福德夫人、波蒂珊小姐和其他見過聖誕老人拿着彩炮進入大廳的人都無法發誓他們看到的是維特科姆先生;他們隻能肯定是一個穿着同樣服裝的人,帽子拉得很低,蓋住了眼睛。他們自然沒有仔細看他,因為當時認定那個人肯定就是維特科姆,但顯然其中有些人在那之後意識到有可能是其他人,而且在和盧思頓說話時十分警惕。
維特科姆在警局争取了些時間思考,一開始就說想見律師。在公共假期找個律師不是件容易的事,沒等盧思頓找來一個,維特科姆就說,“如果他們不指控我,隻是想問問題的話”,他就不需要法律咨詢。他說他是無辜的,很樂意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和盤托出,但必須給他時間把事情梳理一遍,回想一下細節。
首先,他說寫着奧斯蒙德爵士筆記的紙片是在他讀《閑談者》的時候從書裡掉出來的,以為是垃圾,就丢進了火裡。之後他說他想收回這個說辭,說出真相。他緩緩地說了很長一段話。他說,奧斯蒙德爵士在星期二晚上跟他聊了一會兒,告訴他說他要立一份新遺囑,在新遺囑裡他想給珍妮弗留一份豐厚的遺産,條件是她在他去世時還未婚。他說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簡單跟珍妮弗說過想讓她留在家,如果她選擇遵循他的意願,那麼他想讓珍妮弗的付出值得。另外——他暗示說——他還希望珍妮弗未來的丈夫能意識到,等待她是值得的。奧斯蒙德爵士其實還是懷疑珍妮弗會投入年輕的切利頓的懷抱,如果她真這麼做了,兩人就會在他死後發現自己有多傻。他把這些都告訴了維特科姆,好讓他給珍妮弗一些暗示,或許還有切利頓。維特科姆認為,為了留意并阻止珍妮弗和切利頓可能采取的私奔計劃,奧斯蒙德爵士或許想把他列為自己的同盟。
維特科姆稱,所有這些話,他一個字也沒跟家裡任何人說過。他并不認為自己能夠影響珍妮弗的決定,不論如何,他也還沒找到機會跟她讨論這件事。但當他和奧斯蒙德爵士在書房的對話快要結束時,奧斯蒙德爵士先離開了房間。維特科姆禮貌地站在一旁,看了看他們之前坐着的桌子,發現寫着名字和數字的那張紙片被放在桌上。出于一時好奇,維特科姆把它放進了口袋。奧斯蒙德沒有提過任何他的其他财産,維特科姆不禁好奇這些财産會被如何分配。他向盧思頓坦白說他拿了紙片“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認為他之後想把紙片放回書房的意圖能彌補他行為的不誠實。
他在自己房間裡研究了那張紙片,因獲得了這家人四處搜尋都無法得到的信息而沾沾自喜。他把紙片夾在口袋書裡,這樣就能随時找準時機溜進沒人的書房,把紙片放在奧斯蒙德爵士的吸墨紙下。在發生了聖誕節的事情之後,他就忘了這件事,直到被盧思頓問起。随後他說,他問自己警方有什麼對他不利的信息,他想起奧斯蒙德爵士的筆記,覺得很不安,因為他沒有理由拿着紙片,于是決定把它毀掉。
“我現在明白了,”他對盧思頓說,“沒把紙片交給你是我不明智,說不定你知道那張紙不見了,在到處找它。不過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奧斯蒙德爵士沒有立遺囑。”
盧思頓覺得維特科姆的說法還是挺可信的。無論如何他都不大可能從屍體口袋裡偷走筆記。至于手套,盧思頓同意它并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據。維特科姆說他在聖誕節戴着手套去了教堂後就把它收在自己房間的抽屜裡了;他說是放在抽屜前部,任何人都能輕易拿到。維特科姆為自己打了米爾警員道歉,借口說是當米爾朝他沖過來時他完全吓傻了,沒看到他是個警察。
談話至此,維特克姆已經把自己知道的通通告訴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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