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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司道爾 書
托勒德一家人稱我為“做客的玫瑰”(對,我沒說錯),他們十分周到地在星期六早晨把我從床上拖起,給我塞了營養早餐,7點半時就幫我收拾好整裝待發了。早晨的那個時段還是陰沉沉的,天剛半亮,又濕又冷。在法萊克斯米爾的車道入口,我接上了便衣警員,他沉着臉坐進後座的角落裡。
“沒想到是敞篷車,先生!”他不開心地嘟哝着,裹緊了身上的毯子。
當我開車爬上陡坡時,卡羅爾已經站在房前的台階上。看她穿着毛皮外衣,我松了口氣。她看着那位不開心的乘客低聲問我:“他也來嗎?”
得知他也要去,她奔回屋裡,很快拿了件很大的舊皮衣出來,她很無禮地把皮衣扔給他說:“你會用得着的!”
開車下坡時,她小聲地問:“他是誰啊?”
我告訴她說:“是個探員,既然你問了,他的目的自然是要扮成普通人。”
“我知道,隻是想确認一下。上校同意我跟你去的時候我很驚訝,現在我明白了。不過我沒有不願意把外套給他。那件是喬治的舊衣服,我經常借來穿。今天我借了珍妮弗的。對了,有件事要告訴你,雖然我們已經出發了,我不确定有沒用。”
随後,她把珍妮弗在布裡斯托回來的路上遇到的事告訴了我,這些話珍妮弗沒告訴哈爾斯托克上校而後來告訴了卡羅爾——亞什莫爾太太指責賓漢姆的話和賓漢姆跟珍妮弗的解釋。她說亞什莫爾太太尖聲責備賓漢姆,在回來的路上賓漢姆停車跟珍妮弗說話,她于是移到前排座位,這些都被跟随法萊克斯米爾專車的人報告給了盧思頓,但我想這些新信息或許會有用,就在最近的電話亭停了車,給上校打了電話。卡羅爾很生氣我們耽誤了時間。
“我都快後悔告訴你了,”她說,“不過我向上校保證過要把所有知道的事都告訴他,我說了之後他就讓我來了,所以我覺得這是個交易,隐瞞這件事不太對,不過珍妮弗真應該告訴他。”
“你這麼快就想把實話都說出來了,轉變得挺突然呀?”
“我最後覺得這是最好的做法,”她傲慢地說,“我們的确給自己惹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就因為選擇——雖然我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這麼做。”
“話說回來,我不确定哈爾斯托克上校會接受這是個‘交易’的說法。你還是不要告訴他了。”
“噢,當然不會。你似乎什麼都懂!你不會是個警察吧?我看不出你是,除非你不是肯尼斯·司道爾,而是别人冒名頂替的。”
我對她說我的确是本人,也不是警察,隻是因為認識上校多年,出于好心才為他辦一些我自稱的文書工作。
我們走主路前往格洛斯特[1],在貝裡沙先生允許的範圍内全速前進。我認為這條路比在比奇力港坐船來得快,我不确定港口的船次信息,但“限速30”的标志讓卡羅爾很壓抑。
“是不是一定要遵守路标?這樣我們永遠都到不了了。為警察辦事,又事關生死,就不能超速嗎?”
我說:“要是被攔下了,還得報上姓名、住址等信息,可能比限速更慢。”
我們默默前行了一段時間。我在思考前一天下午在法萊克斯米爾上校的書房裡,依靠那堆手稿的幫助而臨時想出的解決辦法。上校和警察遊離在一個線索迷宮中,一下跟這條,一下又跟那條,卻又不知道哪條通向最終的答案,哪條是死路。我自己倒不用操心這些誤導人的細節,便得以自己從頭思考,并寫下幾個問題,列出誰在案件的不同階段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和必須的機會。這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是誰在後面幾個階段放了個煙幕彈。如果一個名字能回答前兩組問題和最後一個問題,那案件就解決了。
哈爾斯托克上校星期五晚到家後,我為他設了個小圈套,讓他把我不知情的事實一五一十都告訴了我。上校以為是自己得出了我的結論,還十分自得。這倒也無妨,因為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如果他相信是自己想出的辦法,他也能帶着更大的熱情去找出最後的細節。這是個精心計劃的案子,但還要取決于今早的一兩個試驗能否成功,我不禁擔憂起來。
進入格洛斯特時,集市日的牲畜、商販和車輛開始擁上街道,不過9點前我們就穿過市鎮,來到通暢的切普斯托路上。
卡羅爾忽然問:“你介意我開一下你的車嗎?我沒有開過這種,不過我開得挺好,很有經驗。”
“我不介意讓你試,要是你開得不好就再換我來。可是你開會更慢嗎?你不是老想開快點嗎?”
“我是想開快,”她說,“過五分鐘我應該就不會比你慢了,我也不想幹坐着。我好擔心。能開會兒車會讓我平靜許多。”
讓人驚訝的是她顯得很鎮定。也許除了聲音裡的一絲壓抑之外,沒人猜得出她正飽受焦慮的折磨。這讓我确信了她的誠心——她并不隻是渴望駕駛一輛馬力強大的車。我讓她換了座位,注意到後排乘客痛苦而懷疑的表情,對他點點頭讓他不用擔心。她開得很好。開車是一種樂趣,卡羅爾了解它的每個點,用娴熟的技巧讓它發揮出了所有的魅力。我在副駕駛放松了下來。
她專心開了一會兒之後忽然問:“你能告訴我上校到底為什麼讓我來嗎?我知道其實并不是個交易。”
“那作為回報,你能告訴我你為什麼這麼擔心亞什莫爾,覺得必須要去找他嗎?我不想暗示你沒有說出所有實情,可能還有我不知道的事。”
“沒有什麼明确的原因,”卡羅爾緩緩地說,“我沒有隐瞞任何能幫助你理解案情的事實。聽說他離家出走之後,我就想到出了可怕的事。上星期六母親和我見到他之後我一直很擔心他。他看起來整個人都垮了,對生活完全失去了控制。你想想,在離開法萊克斯米爾前他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很不習慣現在隻有一份勉強糊口的生計。出事之後,他受不住壓力。報紙上經常能看到水中撈出屍體,被判定是因為一時想不開而自殺的消息,背後發生的就是這種事。這個被艱苦的生活和朝不保夕的工作深深困擾的人,會因為一個荒唐的懷疑而最終失去平衡——因為他一離開法萊克斯米爾祖父就遇害,他肯定跟案子有關聯。”
她對情況的總結似乎不無道理。像卡羅爾這麼年輕的人能對血淋淋的事實有這麼深刻的見地,着實令我驚訝。
“我們送了他聖誕禮物,給他吃了頓美食,讓他感受到一時的舒坦,但對他的幫助并不大。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解決他的主要問題。我很擔心,不想讓他更加失望。可我不認為上校認可我的觀點。”
“我不這麼認為,”我對她說,“你來這裡的真正原因是我們相信亞什莫爾也許能告訴我們重要的線索,而你認得他,能安撫他,能說服他把知道的都告訴我們。”
“你不會認為他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吧?”她很快問道。
“我很确定沒有。我覺得如你所說,最終讓他失去平衡的是一個被别人栽贓的惡毒行徑,我很想揪出是誰。”
在切普斯托,我們開始四處打探。盧思頓在前一晚已經散布了消息和指示,當地警方已經發現一個男子的行蹤,可能會是亞什莫爾。那人周五下午坐火車到這裡,問去廷特恩的路。一個好心的行李員很同情這個瘦弱的老頭,勸他喝了杯茶,吃了三明治,想幫他付了錢。但老人拿出了錢,堅持自己付,還說錢對他來說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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