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風波

                                                        
      第一節風波的緣起

  
      曆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徑情直遂的。

  
      正當劉伯承領導軍事學院不斷前進的時候，1958年開展的所謂反對教條主義的鬥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也使軍事學院乃至全軍的軍事訓練遭到嚴重的挫折。

  
      這場鬥争從軍事學院開始，進而波及軍隊各個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隊和機關，使全軍的軍事訓練走了一段大的彎路，從而大大延緩了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1956年2月，蘇聯共産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議期間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同時也認為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在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因此，中共中央堅持全面評價斯大林的正确立場，同時又以斯大林的錯誤為鑒戒，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讨論而寫成的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

  
      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同時，也提出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并明确地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部還有教條主義”。

  
      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等5篇文章，“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别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也發出了貫徹中共中央指示的補充通知。

  
      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就是在上述國際、國内背景下開始的。

  
      早在這一年的5月，劉伯承在中共軍事學院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全面總結學院工作的同時，就提出了防止與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

  
      8月，劉伯承赴京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從北京三次寫信給院黨委，明确地表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将蘇聯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中，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着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

  
      9月4日，劉伯承又一次寫信給院黨委，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在檢讨時必須發揚民主，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那些是對的，就繼續發揚；否定那些有錯誤和缺點的，就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鬥争??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青的責任。”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于反對實際工作的教條主義傾向，态度是明朗、誠懇的，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擔責任的。

  
      從9月10日開始，軍事學院黨委學習五個文件，進行思想整頓。10月上旬，劉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會議之後，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院黨委擴大會，總結檢查全院工作。并召開戰役系學員座談會，聽取對學院工作的意見。

  
      當時，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制度，感到太緊張，太嚴格。當初，劉伯承堅持制定這兩項制度，出發點是對學員嚴格要求。讓學員學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慮，學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在30歲左右，應該讓他們多學點東西，這于國防事業，于他們個人成才都有好處。後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學員們一再提出意見，劉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調查，不斷加以改進。例如，在上午4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這次，根據學員們的意見，對這兩項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動，把“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8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系實際能力的内容。還對教材内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類似這些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一經發現，也是能夠很快糾正的。關鍵是要有個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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