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戰鬥在重慶

                                                        
      一痛斥“平江慘案”制造者的罪行

  
      1939年6月9日，葉劍英來到中國西南山城重慶。這時的重慶，是中國抗戰的陪都，國民黨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國共産黨中央派出的代表機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葉劍英到來後，擔任南方局常委兼軍事部長、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在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①這時，全國抗日戰争的局勢正朝着日益惡化的方向發展。日本侵略者占領武漢、廣州以後，開始對南京國民黨政府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繼續對華南、華中地區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加緊進行政治誘降活動，積極籌劃“蔣汪合流”，企圖誘使蔣介石集團就範。早已淪為漢奸的汪精衛正在與日寇進行賣國談判。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和反共的傾向日益增大，連續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準備掀起反共高潮。面對這種困難複雜的局勢，周恩來、葉劍英等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決定集中全力鞏固國共合作，繼續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與大大小小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制造的一切投降陰謀和反共行為進行堅持不懈的鬥争。

  
      葉劍英來到重慶的當天，就與周恩來分析在國共兩黨發生磨擦的情況下日軍新的動向，并緻電毛澤東，作了如下預測：從軍事觀點看，日軍如攻西北，主力仍會在晉西南三角地區渡河，目前還未準備好。從政治觀點看，日軍有單獨攻入陝北以降低我們的影響，并增強國民黨進攻我方借口的可能。

  
      6月10日，葉劍英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商談近期抗戰與國共合作中的問題。由于蔣介石此時正熱衷于策劃反共陰謀，緻使商談沒有取得結果。

  
      周恩來于18日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平地起風波。6月12日，國民黨軍第二十七集團軍根據蔣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圍襲擊設在湖南平江嘉義的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慘殺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和通訊處軍需員吳賀泉，并将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人活埋，制造了“平江慘案”。由于國民黨當局嚴密封鎖消息，葉劍英直到7月1日才獲悉此事，當即緻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軍政部長何應欽，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22日，周恩來、葉劍英緻電軍令部長徐永昌并軍委會及各部長官，嚴正駁斥國民黨軍歪曲報告慘案經過及當局對新四軍平江留守通訊處的誣蔑，要求派員馳赴肇事地點，查明真相，為死難者雪冤，将兇手治罪。蔣介石為敷衍輿論，責成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進行所謂調查。而薛的報告，依舊将“犯法者文飾為有功”，“無辜者武斷為有罪”。28日，周恩來、葉劍英再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并軍委會及各部長官，據理駁斥國民黨的誣蔑攻擊，要求另外遴派公正大員前往乎江嘉義調查，将其肇事者交法庭審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屬及同事有陳訴與質證之自由。

  
      “平江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和關心，連續提出鄭重抗議，要求嚴肅追究事件兇手的責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慘案”被害烈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

  
      8月13日下午2時，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重慶紅岩村舉行追悼新四軍①在中共重慶市委檔案館、紅岩、曾家岩革命紀念館，重慶參事室查閱的資料，1984年11月。

  
      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同志大會。葉劍英主持大會并作了長篇報告，他義正辭嚴地指出：“平江新四軍通訊處在塗正坤、羅梓銘兩同志領導之下，在平江嘉義鎮工作了1年又9個月。在這一期間，該處負責治愈傷病員使其重返前線者70餘人。塗正坤兼任過平江動員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兵役動員工作，曾經協助政府肅清平江附近土匪。在武漢撤退時，幫助友軍收容傷病員，并妥善送交友軍。事實恰恰說明，塗、羅兩同志領導的工作，不僅不是勾結土匪，而是幫助政府肅清土匪；不僅不是劫奪友軍，而是幫助友軍收容傷病員；不僅不是破壞團結，而是更加鞏固民族團結；不僅不是搗亂後方，而是幫助政府安定後方。”接着他駁斥了頑固派的誣蔑，說：“平江殘酷的事件，所根據的口實隻是一種狼要吃羊的借口，用來掩蓋那些破壞抗戰的頑固分子實行反共的狠毒企圖的。軍隊抗戰于前，奸徒搗亂于後，公理不會容許的，抗日軍民不會容許的。”葉劍英最後号召：“全國同胞，應該堅持國内的團結，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險，推動全國各方面的進步，加強抗戰力量，才能排除萬難，争取戰争的勝利，完成民族解放的偉業。”“平江慘案”激起了全國各地愛國軍民的強烈義憤。在長沙、南昌等地，在共産黨組織主持下連續召開了追悼會、紀念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領導人親自撰寫挽聯、挽詩，憑吊平江慘案死難烈士，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葉劍英的挽詩是：人類有餘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憑吊，按劍複摩裟。

  
      其後，葉劍英懷着極大的義憤撰寫了《論平江事件》，深刻地揭露“平江慘案”的事實真相，全面地評價了平江新四軍辦事處為抗戰作出的積極貢獻，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頑固派和汪精衛投降派，實質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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