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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結束後的兩年間,在全國範圍内出現革命走向複興的局面。從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來說,一九三○年上半年,不僅贛南、閩西蘇區和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有了迅速發展,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蘇區和紅軍也有相當的發展。全國已建立起十幾塊蘇區,紅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共十三個軍,整個革命形勢蒸蒸日上。
這年五月間爆發的蔣介石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國民黨新軍閥大混戰,不論從規模上,還是從持續時間上說,都是空前的。雙方參戰兵力達一百萬人以上,在東起山東,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數千裡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殺達半年之久,直到這年十月間才以閻、馮的失敗而告終。這次中原大戰,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各派軍閥之間的大混戰,一方面激起廣大人民群衆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也使蔣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來用以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軍隊抽調到北方前線作戰,拿江西來說,隻留下第十八師、新編第十二師和獨立第十五旅大部。這對革命力量的發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這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李立三,卻被有利的革命形勢沖昏了頭腦。他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全國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不承認全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沒有看到整個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過高地估計革命力量。原來在黨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會議在讨論紅軍的行動問題時,認為“在紅軍中不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務,紅軍應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發展,便于全國政治有影響。如隻束縛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農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強調:“我們現在應集中紅軍攻堅。”
①在三月十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會議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應向江西發展,與江西的紅軍彙合,奪取江西的政權,以便配合武漢的暴動。”會議确定的基本方針是奪取中心城市。有人在會上提出:“朱毛紅軍要向江西的南昌發展。”并把朱德、毛澤東領導的遊擊戰争指責為“兜圈子主義”,提出要“批評他們的兜圈子主義。”②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經中共粵贛閩省委轉給中共紅四軍前委一封信,傳達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說:“目前的全國形勢,就全國範圍言,都無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強大,顯示了一省或數省先勝利前途,當然先勝利前途之實現,無疑的即是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全國勝利的開始。”黨的總任務“是準備實現全國的總暴動”。要求紅軍“猛烈的擴大”,“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并強調說,這“是紅軍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哪些地區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勝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說:“目前首先勝利的前途,最顯著的區域,是湘鄂贛等省,而以武漢為中心。”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應該成為争取湘鄂贛先勝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紅四軍的任務,“是加緊配合這三省的工作,與這三省革命的力量,謀得共同的發展,在協同動作之下彙合起來,以争取這三省的先勝利,也就是争取全國勝利的第一步。”這時,朱德、毛澤東正率領紅四軍在閩粵贛邊境同敵人作戰,開辟閩粵贛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對朱德、毛澤東這一行動很不滿意。信中批評說:“‘造成閩粵贛三省邊境的紅色割據’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權’,這是你們曆來的觀念,在目前這是極端錯誤的了!前者是割據政策,是保守觀念,是沒有以全國勝利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勢之下,自然是極端與黨的總任務相沖突的,而且割據保守更是失敗主義的表現。”信中指示紅四軍,“堅決執行向贛江下遊發展,配合整個革命的形勢與武漢首先勝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漢的勝利。”
在擴大紅軍問題上,中央對朱德、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也很不滿意。信中批評說:“四軍擴大紅軍的程度是極其微弱的,擴大的行程更是非常遲緩。”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覺的受了保守觀念的支配,沒有猛烈擴大紅軍的決心”,提出要朱德、毛澤東“改變分散武裝農民的策略而為集中武裝農民建立紅軍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軍委又制定了《軍事工作計劃大綱》,提出。“目前我們對紅軍的策略是堅決的進攻,沖破保守觀念,糾正右傾危險,積極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區域發展”。大綱對全國紅軍的行動都作了具體部署。其中要求紅四軍“轉變路線,猛烈的擴大,急進的向外發展,擴大全國的政治影響,使其成為全國紅軍的模範,現在應領導第三軍,協同動作,向着贛江下遊,奪取吉安、南昌”④。顯而易見,這裡所說的“轉變路線”,就是要紅四軍由過去實行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确路線,轉向直接奪取中心城市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環境下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會議決定把各地主力紅軍分别編成軍團,開始實行由遊擊戰争向正規戰争的轉變,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讨論全國的蘇維埃政權的建設等問題。朱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這次會議,在會上緻開幕同并作政治報告。這兩個會議,雖對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建設和發展在某些方面有積極意義,但由于這兩個會議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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