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登程

                題目的意思是，一切準備停當，可以拿筆寫了。這中間，有些事也要注意，這裡說一說。

        原則是不要無病呻吟，即應該有了情意，不吐不快，然後才拿筆。但這是原則，正如其他性質的事物一樣，花花世界，闖到原則以外，總是不隻可能，而且很多的。情意，人人有，時時有，其中有不少，性質輕，形貌不清晰，本不值得寫入詩詞，能力和習慣卻常常使這類情意。經過化妝或改造，寫入詩詞。多産作家，一生所寫過萬，推想其中有些，甚至不少，就是這種貨色。而相反，如舊時代，無數的紅粉佳人，性高于天，命薄如紙，卻一首也不寫，因為既無拿筆的能力，又無形于言的習慣。這樣說，原則就兩方面都會受到沖擊，一方面是當寫而不寫，另一方面是可以不寫而竟寫了。專說這後一種，我們應該怎樣看它呢？我的想法，既然也想寫，就隻好從寬，即最好是有病再呻吟；不得已，病不大，甚至無病，而形勢需要呻吟，也就無妨随緣，呻吟一下。

        這不得已的形勢，各式各樣，隻說一點點，算作舉例。最重要的一種是練習。高手如李杜、秦周，寫的本領都是練出來的。語言文字，像刀槍劍戟一樣，不天天耍就不能順手。練寫，學習用最恰當的文字以表現各式各樣的所見所聞所感，就不能坐待真正有病，有固然好，可以順水推舟；沒有，為了練習，也隻好裝作有病，譜入平平仄仄平，呻吟一下。舉例說，在塞外，夜有濃雲，也未嘗不可以詠月，來一句“清光一片照姑蘇”。但總要記住，這是學，不是用；用就最好是真刀真槍，出鋒見血。另一種形勢，如也過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景物依然而情意并不像“亡國恨”那樣濃，但總有一些傷往，那就無妨小病放大，也來一首七絕，甚至一首《永遇樂》。又如還有一種或多種形勢，自己未情動于中，本不當寫，也不想寫，而壓力從外來，請題或請和，依世俗的不成文法，隻能照辦而不得拒絕，也就隻好拿筆，無病呻吟一下。文學史上很多有名篇什，如王維的《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蘇轼的《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等等，都是這樣擠出來的。

        詩詞，出身就是這樣複雜。其上者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直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下者是情本未動而附庸風雅。中間的更是各式各樣。放眼觀曆史也是這樣，可以引用啟功先生的概括來幫助說明。他說：“仆嘗謂唐以前詩是長出來的，唐人詩是嚷出來的，宋人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後詩是仿出來的。嚷者，理直氣壯，出以無心；想者，熟慮深思，行以有意耳。”這裡無妨取其大意，說有的詩詞之作是來于忍不住，不能不作；有的不然，是可以不作而沒話想話。這兩種情況當然有高下之分。但是為了練習，這高下之分也隻好暫時不管，因為嚷之前要有表現的資本，沒有資本，嚷出“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的可能是沒有的，而表現的資本則不能不由練習來。本篇談登程，首要目的是求有意作詩詞的人真能學會作，那就隻好饑不擇食，初步，不管有沒有情意，總當争取多拿筆。

        多拿筆，說來容易，付諸實際就未必然。詩詞限制多，比散行文字難寫，難而不退，甚至樂得迎面沖上去，在人群裡總不會是多數。所以最好能夠有某種形式的促進力量。最可靠并最有力的是“興趣”，俗語所謂“好者為樂”。《紅樓夢》裡香菱很快學會作詩，一半由于小說作者願意這樣成全，但重要的一半還是她有興趣。隻是這個促進力量的性質有些糾纏，因為它之來，常是在會作之後，之前歡迎它，它卻未必肯來。也許就是因此，昔人，有的甯願把促進的力量推到己身以外，即集一些同道，成立詩社。社有社課，有如現在學校作文課之交作文，不管有無作的興趣，至時非交不可。這種組織形式有優點，是定時交卷之外，還可以互相觀摩，互相切磋。也有缺點，時代帶來的，是此路難通。昔人學會五言8韻，可以應科舉考試，因而平平仄仄平就成為向上爬的階梯；今天呢，反而不如寫幾行散行文字，幸而變成鉛字，可以換30、20稿酬，而詩詞，除非作者是高層次的，文以人傳，是很難變成鉛字的。無名無利，還有幾個人肯幹？所以結詩社，即使不違法，湊足社友總是很難的。己身以外的辦法難通，剩下的一條路就隻有反求諸己，即仿社課的精神，設置自課，比如一周兩首或三首，至時非完成不可，如果能堅持，就大有好處。這種自打自挨的辦法，初期難免有些苦，但時間不會很長，難就會變為不很難，再變為易，所謂有志者事竟成，這由不會而會的一關就過去了。

        由不會而會的路程中會碰到一些問題。想談兩個比較重大的：一個是新時代的，題材問題；另一個是舊時代的，風格問題。

        先說前一個，題材問題。題材是引起情意的事物（連帶着情意），或簡而言之，所寫。就個人說，見聞，經曆，凡是因之而情動于中的，無不可寫。所以應該說，題材無限。如果說還會有些限制，那限制隻是，要能夠引起情意，而引起的情意又要是正大的。本之這樣的一視同仁的原則，昔人作詩詞，選詩詞，評價詩詞，就既取“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阙秋生畫角哀”，也取“老妻畫紙為棋局（讀仄聲），稚子敲針作釣鈎”，既取“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也取“鬓邊觑，試把花蔔歸期，才簪又重數”。就是說，題材可以涉及社會，也可以限于一己；或換個說法，可以是國家的安危，也可以是個人的哀樂。近些年來，這一視同仁的原則像是行不通了；新的看法是，作品應該因題材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有社會内容的高，隻是個人哀樂的下。這種舊新看法的變化，最明顯地表現在選和評價上。選方面容易說，即以選為例。選範圍很廣，以晚唐的七絕為例。舊選本，手頭有《唐詩三百首》和《唐詩别裁集》，新選本，隻說某一種。杜牧是寫七絕的高手，《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讀仄聲）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箫。”）是他的名作，兩種舊選本都選了，新選本卻不選（想是因為玉人離國家大事太遠），而選了黃巢的《不第後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讀仄聲），我花開後百花殺（讀仄聲）。沖天香陣誘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顯然是隻顧題材，其他都不管了。

        國家安危關系個人安危，容易引起某種情意，正如水流花落、人去樓空之同樣容易引起某種情意。有情意就可以寫，或說不能不寫，這是作者應有的自由。覺得“待到秋來九月八”好，選入什麼本，這是選者應有的自由。問題來于自由的擴大，以至于侵犯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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