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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子想與藝伎行業以外的人結婚,并希望對方能夠理解自己的工作。藝伎原本是不可以結婚的,但随着時代的發展,這方面的限制放寬了。藝伎即使結婚了,隻要家人理解,依然可以從事這一行業。
現在的藝伎有20至30歲的,也有40至50歲的,而且熱海市有一位90多歲高齡的藝伎,現在有時還出來接待客人。很多藝伎結婚後便退出了這一行業,開始新生活,不少人甚至隐瞞自己曾經從事過藝伎的經曆,因為許多日本人對藝伎也有誤解。
比起洋子,菊千代顯得有點内向,卻有着讓人難以忘懷的親切和真誠。她來自沖繩,進入藝伎這個行業已經十五六年了。當她第一次看見藝伎的樣子,就覺得她們非常漂亮,非常動人,這讓她産生了最初的當藝伎的沖動。
沖繩和日本的固有文化有所不同,菊千代被這種傳統的日本文化所吸引,學起了日本舞蹈,學着學着,她突然發現自己是那樣的喜歡這一行。每當她戴上發髻菊千代就覺得自己不是自己了,而是一名出色的藝伎。她原本不善言談,但一戴上發髻,塗上厚厚的白色脂粉,她就變得想說話,即使遇到客人失禮也能強顔歡笑。
對菊千代來說,最快樂的事就是能和許多人聊天。她覺得,如果她沒有成為藝伎,像普通人那樣結婚,過着平凡的生活,她就不可能遇到那麼多大明星、知名人士,不會親耳聽到那麼多的事情,學到那麼多的知識。當這時她就會想,成為藝伎可真好! 菊千代計劃今後繼續學習,學彈三弦,學唱歌謠。但她暫時沒有想到結婚,這對她來說,多多少少是個沉重的話題。
這就是現在的日本藝伎一輩子的生活嗎?
藝伎中有很多人像洋子和菊千代一樣染着茶色頭發,閑暇時她們是這個城市的摩登女郎,拿着豐厚的收入、過着現代化的生活;到了夜晚,她們回歸傳統,和服的裙裾限制住她們的雙腿,使她們變成邁着碎步、舉止優雅的藝伎。她們白天是都市中最時髦的女郎,夜晚就會變成傳統的藝伎。她們就是這樣在現代與傳統、自由與規矩中自我調節,尋找平衡。
藝伎在社會巨變中雖然能夠生存下來,而且擺脫了賤民的身份。但是,藝伎并沒有能夠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相反,在社會輿論上,對藝伎的歧視卻日益加深。盡管社會名流、達官貴人每筵必召藝伎,但報刊書籍上卻稱藝伎為醜業婦、賤業婦。雖然正式的藝伎不同于娼妓,但終究是出賣尊嚴、出賣感情的職業,為現代社會倫理所不容。
社會上對藝伎的歧視,一方面是許多藝伎淪落為娼妓的結果,同時也是西方現代的倫理對日本的影響。明治時代,日本人把西方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的價值觀,學習西方亦步亦趨,凡是西方人認為陳舊的落後的東西,務必去之而後快,凡是西方人贊美的則奉若神明。而西方人對藝伎贊不絕口,于是藝伎就成了日本特有的國寶,甚至被送到萬國博覽會去展出。進入現代社會,藝伎一方面不得不出賣尊嚴,滿足上等富有階層的需要,同時在道義上又受到上等階層的歧視,她們受了雙重的侮辱。
藝伎之路何去何從
雖然日本曆史上的藝伎業曾相當發達,京都作為集中地區曾經藝伎館林立,從事藝伎人員多達幾萬人。但現在,由于經濟狀況,藝伎陷入了困境。在京都,40年前大約有藝伎350人,如今已不足200人。“舞子”(即藝伎新人)的急劇減少,舉辦宴會以供藝伎表演的茶館一年不如一年。
二戰後,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驚人,藝伎應運而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泡沫經濟歲月裡,公司娛樂預算驟增,旅遊業蓬勃發展,藝伎行業财源滾滾。但90年代初泡沫破裂以後,各公司和政府部門厲行節約,失業率創曆史新高,京都等旅遊城市逐漸門庭冷落。藝伎的一個待業組織估計,由于最近的經濟衰退,生意減少了10%左右。在這些藝伎看來,這個數字似乎大大低于實際情況。
藝伎消費,本來就是一項成本高昂的娛樂。隻有極少數人才有能力支付的高額費用,并且志願者“後備軍”人數的越來越少,不僅使日本的這項國粹再難發揚光大,而且不無絕種的危險。就像一位京都藝伎說的那樣:“無論藝伎有多麼深的傳統和多麼高的門檻,終歸難以抵禦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座敷’數量在銳減,豪遊的男人越來越少……每當離開花街,再回頭向裡眺望的時候,總覺得那是一個窄而幽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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