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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對那些不是追求冠軍的目标的人來說,相對剝奪理論也為成功感設置了障礙。我們不能與那些和我們的能力水平相同或更低的人做比較來感覺我們已經成功了;我們必須把自己與那些高于我們的人相比,以獲得自尊心的極大滿足。現在,正如奇克森特米海伊所說的那樣,問題是由于成功與财富結合在一起,所以一個在其他方面成功的人如果不富有,那麼他可能會一直處于相對剝奪的狀态。想一下,有多少億萬富翁感到需要成為公衆人物,或像地産大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樣,炫耀他們的财富以便獲得顯赫的地位。相對剝奪似乎是一種不能被滿足的動力。
社會比較需要直接導緻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喪失了許多物質回報。維持成功能成為一項專職的工作,留下很少的時間來增強我們生活中的社會和情感的質量。支持這一決定,即把一個人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投資到追求成功,而不是變為成功人士的心理學是有效的。由于收入和一個人的時間價值增加了,所以在非賺錢的事情上花費時間會産生很少的事業感。一旦你取得了成功,成為了事業的領導者,那些花在家庭、朋友或愛好中的所謂機會成本就會非常高,與孩子玩耍一個小時就會失去一個獲得新客戶的機會。由于這樣的等式,你怎麼會停下來聞聞玫瑰花呢?
自我毀滅早就成為美國生活中努力擴大正向壓力的事業機遇過程中的一個事實。最終的結局在于一遍又一遍地,越來越好地做你做的最好的事。資本主義是以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觀念,即“時間就是金錢”為基礎而建立的。根據這種觀點,事業就必須由規範和價值來規定,這使得投入到工作中的每個小時所獲得的回報都最大化了。
現在,一般都被描述為ROI—投資回報,這一概念50多年來一直統治着人們開創事業的态度。一個直接的結果是,一旦你取得了一點點的成功,那麼再成功的要求就變得非常迫切,因為它們産生了最大的投資回報。增加心理創傷的是這樣的事實,即當我們工作的雜志社和我們為之表演的觀衆能獲得不斷增加的投資回報後,他們就努力地阻擋成功者獲得新鮮的正向壓力的源泉。成功與行動受到限制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是精疲力竭症的一個更明顯的原因。
第二章 從“誰是誰”到“那是誰”再來一次=更多的重複
我的大腦不願意停滞下來。給我問題,給我工作,給我最深奧的密碼文件,或最複雜的分析,我有我自己的風格。我能不需要人為的刺激物。但是我讨厭單調的生活,我渴望精神的興奮。
—亞瑟·柯南道爾
《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
如果聽衆要求魯契亞諾·帕瓦羅蒂“再來一個,再來一個”時,他就坐到鋼琴前彈奏賦格曲,那麼聽衆除了滿足以外不會有其他的感受。那些花1 000美元或更多的錢來一睹這位偉大的男高音風采的人無疑希望他的每一次再演唱都是《今夜無人入睡》或類似的複雜獨唱曲。結果是,當你是一名世界級的歌劇男高音時,你得到了許多榮譽和金錢,而不是得到許多的空間來實驗或從事不同的生活。
不是從事藝術工作的專業人士也發現他們要應付使事業精益求精的壓力。你認為歇洛克·福爾摩斯在《四簽名》中在抱怨什麼,是沒有努力就揭開了秘密嗎?沒有什麼會像确定的事情那麼無聊。當福爾摩斯努力思考“天才的”犯罪思維時,他感到自己充滿了活力。就像他和每一個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所知道的那樣,很難找到具有挑戰性的競争或能理解你的困境的人。
即使是看起來像是在水桶裡射魚的活動,如果人們非常擅長這樣,它也可能使人憤怒和厭倦。例如,想像一個律師對法律了如指掌,并善于組織公司事務,吸引其委托人願意每小時付給他500美元。如果他宣布他将開始進行犯罪辯護工作,想像一下他的公司裡将出現怎樣的震動。同樣的,約尼·科克倫代表所謂的有罪的人的利益而工作賺到了大錢,但是他沒有像《财富》500強公司裡的老闆一樣日複一日地積累上百萬的财産。
但是這裡存在着疑點:在從事相互影響的法律工作并習慣了支配高薪20年或更多年以後,當委托人或同事要求“再做一次”報酬很高但很特殊的法律服務形式時,任何曾經有創新精神的律師都容易陷入嚴重的“曾經滄海”的困惑。如果一個人感覺他的一隻手綁在背後也能完成一項複雜的工作,因為他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了,那麼從腦部外科手術到火箭科學的任何特殊技能就都可以變成像制作小飾品一樣的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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