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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芝廷已經七十三歲了,他說今年是他的一個坎。
他的身體沒有出現問題,遠離了政治的爾虞我詐,這些年修身養性,反而更健康了。
他不是一個強硬的人,當年跟朱敬倫的政治鬥争,也主要出自于執政理念的不和,而不是對權力的争鬥,所以最後他被朱敬倫排擠出官場,他并不恨這個皇帝,相反,他自始至終堅信這個皇帝是一個千古名君,生在這個時代,成為這個人的臣子,是一件幸事。
試問,哪朝哪代的皇帝,敢像這個皇帝一樣,将農民的賦稅全都免除,哪個皇帝會為了救災而親自耕田。
道德上,朱敬倫是無可挑剔的,他不崇尚享樂,他的皇宮比不上洪秀全的天王宮,比不上清廷的紫禁城,甚至就是江南一些豪門的私家園林都比朱敬倫的皇宮豪奢。
心胸上,朱敬倫也是無可挑剔,他有容人之量,當年即便無法容忍陳芝廷的時候,也是主動逼他離開,沒有通過任何流血的方式發動政變。平時除了個别施政之外,能将國事全部托付給文官,這在宋朝之後的中國,已經消失很久了。
能力上,朱敬倫更是無可挑剔,當年朱敬倫用一句“陳芝廷來當皇帝,我當首相”的話逼陳芝廷辭官,但這句話本身,陳芝廷甚至認為很合理。他真的認為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比不上皇帝。
所以他辭官回家之後,并不恨皇帝,但他有遺憾。他無法做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孑然一身,他看到了太多跟他觀念不一樣的變化,這讓他很憂慮,他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但陳芝廷也沒有幹預朝政,他是有這個影響力的,從尚書令上退下來後,他就成了鄉下的名望,傳統鄉賢文化下,他是當地當之無愧的鄉村士大夫領袖。
多次公局請他出任局總,他都拒絕了,因為他進入了公局,原本是配合地方官府的公局,很可能淩駕于當地縣衙之上,他這個局總的話,恐怕比當地縣令的還要好使,這是給官府惹麻煩,最後官府跟公局關系會變差,改變現在的合作局面,開始争鬥。
這些潛在危險,他一個做了幾十年尚書令的人還是看的出來的,所以他安安分分在鄉村做一些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善鄉村教育,發動當地士大夫搞一些善事,他捐出了很多俸祿,給新安縣修了很多條路,修繕了不少學堂,甚至還當了一年的鄉村教師,但發現很多百姓将孩子想方設法轉入他所在的鄉村學校後,他就辭任了。
本以為自己會就此終老,可沒想到皇帝又召見他,陳芝廷心中一團火焰再次燃了起來。
他有太多的問題想告訴皇帝了,他有太多的觀念想要表達了,他甚至覺得,如今的國家正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而最大的錯誤,就是教育。
坐着火車到了南京後,陳芝廷顧不得鞍馬勞頓,第一時間進宮拜會皇帝,将自己的擔憂一股腦的道了出來。
“陛下,我們的學堂,書本它都歪了。它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裡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
朱敬倫點點頭,他赫然發現,陳芝廷所說的這些道理,跟以前又有所不同了,以前的陳芝廷是不可能關心這些的,不是沒有愛民的意識,而是當時是以國為重,當時面對的是西方列強侵淩的壓力,但是必須增強國力。
現在這些壓力已經解除,中國自身就已經是一個列強,不但不用懼怕西方列強的侵略,還能跟西方列強一起參與瓜分世界,所以救國的危機感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陳芝廷堅持的,不是救國,而是救民。
但陳芝廷有些偏頗了,人口往城市流動,這不是教育的問題,而是一種經濟規律,工業化必然伴随城市化,如果教育有這種問題,也隻是适應了工業化的需求而已。中國傳統文化是基于鄉村的農業文化,顯然在看到人都向往城市,向往奢華和享樂的時候,士大夫階層會變得憂慮,會覺得百姓失去了淳樸的心态。
種糧吃飯,種棉穿衣,這是傳統的男耕女織文化,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這本就是工業時代專業化分工的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工業化的結果确實是讓農村“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強的變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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