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問：你上大學的專業是理工科，為什麼後來棄工從文?這其中的直接契機是什麼?

            孫見喜：我考大學的時候，聽從了班主任的勸告，報考了工科。班主任專門對我們農村來的同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們高考不在于選擇什麼專業，而首先的一條是如何能考上!不管啥大學啥專業，你農村娃隻要考上了就能進城穿皮鞋，再理想的專業你考不上也隻能回鄉下去穿草鞋了!老師的話不怎麼好聽，但他講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農民子弟要真正改變命運，隻有考上大學這一條路可走。這是老師根據當時的國情給我們指出的一個最實際的人生目标。于是，我放棄了自己喜愛的文科。當時，我上學的商縣中學，每周都舉辦“文學講座”。學校聘請當地最有名望的老先生，課餘時間開專場講古典文學、講文學批評、講文學欣賞，我幫老師印講義、寫闆報，積極參與。從初中開始，我感覺我對文字特别敏感，當時的《中國青年報》每期有個欄目叫“青春寄語”，短小精悍，用非常抒情的文筆寫成，我幾乎把每篇都抄了下來，經常誦讀，獲益頗多。高中時，我模仿唐詩寫作，三年寫滿了一個小本子，請語文老師張廣訓指正，張老師很是驚訝。

            孫見喜答邰科祥教授問(2)

            班主任老師要我們農村同學報考理工科，主要考慮當時全國都大辦工業，國家及各部委辦了許多理工科院校，在招生數量上理工科院校大大多于文科院校，事實上那幾年考取理工科要比考取文科相對容易。當時填報志願，在填報的十所一類院校中我的第一志願是合肥工業大學，填報的十所二類院校中我的第一志願是西安工業學院。後來，我被第五機械工業部所屬的西安工業學院精密機械專業錄取。五機部主要制造常規兵器，其所屬院校專為各類國防工廠培養專業人才。但是，入學一年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們隻學了十來門專業基礎課。“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大量的時間自由支配，我和幾位同學便以接管圖書館為名，拿到了書庫的鑰匙，進駐到裡邊。在這裡，我系統地抄錄了唐宋詩詞及其注釋，讀了《古文觀止》，讀了一些古典名著，讀了部分蘇俄文學包括托爾斯泰的《複活》等，還摘抄了六十年代初那幾年全部的《文學評論》。當然，我也寫了不少大字報，但同學都說我寫的大字報很有“文才”。後來，有幾年時間，我們被派去工廠實習，被派往農場勞動，凡編輯戰報編寫文藝節目之類涉及文字的工作，我都是主要執筆者。

            工作分配後，我來到河南南陽的五機部358廠，先當車工，再當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再忙再累，我讀書寫作的愛好不減。當時為了應付節慶會演，廠工會成立了由工人、幹部、技術員組成的“三結合”創作組，編寫文藝節目，我是其中的骨幹之一。同時，工廠所在的鎮平縣及南陽地區，也定期舉辦文學創作講習班和改稿會，每一期我都是參加者，每一次選稿我的作品都入圍。西峽縣的農民作家喬典運，喜抽煙又咳嗽吐痰，沒人願意和他同室，幾次創作會都是我和他住同一房間。老喬五十年代就發表短篇小說，“文化大革命”中到珠江電影制片廠改電影劇本《深山紅梅》，幾年時間吃盡苦頭，往往是每通過一稿，形勢又變了，按新形勢再改，剛改好形勢又變了，他說把頭都改成木頭了，終于拍成了，“四人幫”倒台了，“三突出”那一套被批判了。所以“四人幫”一倒，老喬的創作如岩漿噴發是必然的。這樣一個極有思想鋒芒又富創作經驗的老作家和我同處一室，給我創作上以很大幫助。每當我的小說通不過或改不下去時，他都拉我去逛市場或看梅溪河，所謂的梅溪河其實是一條污水溝，那裡邊蘊涵着太多的關于人間的想象。在市場上，老喬的機智幽默随機應變令我大開眼界，他甚至冒充市委書記的二舅，從水果鋪子弄回來一衣襟的梨。梨當然很甜，但他調侃權勢者嘲弄依附者的自如給我們帶來了十分的快意。在我的印象裡，當時的老喬，從骨子裡是站在“官方”的對立面的，他頭上的“反骨”、他對時代深層的批判意識，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後來，又逐漸了解了他為何是地主的兒子卻到志願軍裡當了文化教員，複員後當農民又發表了不少小說，人家鬥他他如何袖着雙手擔尿上坡做絕活表演等等。盡管省上派了老作家、派了出版社的老編輯、派了《奔流》雜志的領導，來指導我們改稿，但真正使我獲得創作啟示的卻是喬典運。

            經過幾年努力，由南陽地區宣傳部、文化局組織我們十多位作者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通過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終審，但在即将付梓的時刻，中國發生了政治大變革———“四人幫”倒台。為了保護作者，省上和地區派出專門小組到各位作者所在單位說明情況，我那時所在的廠技術科某領導以不務正業為名準備整我，省地工作小組的到來使我避免了即将發生的尴尬。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們那一批作者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創作，由于放開了思想，很快見了成果，我們的短篇小說集《躍馬坡》于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處女作《602号圖紙的誕生》。在其後的一次改稿會上，《奔流》編輯杜道恒向我提供了賈平凹的信息。賈在“四人幫”時期就和劉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雜志發表小說，“四人幫”之後他的作品遍地開花，以田園牧歌稱道文壇，名聲如日中天。讀他的小說，總覺得是一個鄉親在同我說話。但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竟和我有着某種機緣，他父親賈彥春曾當過我初中的語文老師，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裡，我們都是在丹江裡光屁股耍水長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開始通信并有了來往。

            198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師對調回到西安工作。這樣，就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約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和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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