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這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後兩個階段，皆與羅分不開：不但學術上分不開，政治上也分不開。讀《儒林外史》，我們都知道，落第舉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條，一是入幕，二是坐館，三是“自甘堕落”，泡戲院子玩女人，作詞曲，寫小說，占星煉丹，行醫賣蔔，上山入夥、加入洋教，原來都是屬于“外史”。如果沒有這兩次滄桑之變，他是當不上那個“王徵君”的。

            王國維：别讓書生搞政治(2)

            在王的學術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轉折點。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學，主要是想解決自己的人生苦惱（雖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學入文學，始終徘徊不定，“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懷疑将來選擇或在“二者之間”（《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後，王盡棄前學，改治國學，折衷感情與理智，最後歸宿是史學。他治國學，是此年随羅振玉東渡才開始，和郭沫若一樣，也是蟄居日本，才學問大進。這種選擇與遺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們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為有關。沈曾植曾跟他開玩笑，說“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見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一文的回憶），可見他是“無聊才讀書”。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做官幹政、急于用世的習慣（有人叫“擔當”，我看是“惡習”，李敖叫“拙于謀生，急于用世”）。楊樹達先生曾檢讨這一問題。他說：“餘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堕落，不可救藥；遂畏政治如蛇蠍。由今日觀之，人在社會，絕不能與政治絕緣。餘往日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在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積微翁回憶錄自序》）。我覺得他的檢讨可能過了點，因為這樣的“惡習”不惟是幾千年的“惡習”，就是1949年之後，也還是讀書人的“惡習”，不是全部，但也絕不是一兩個人，比如50年代的前輩，他們就特别容易“上鈎”。其實，人對政治關心不關心，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在政治本身怎麼樣，贊成、反對和棄權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場和能力。王國維對政治的參與雖不及羅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讀書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歡當時的“世變”，但他應感謝這個“世變”，因為它絕了讀書人向上爬的路子，讓他們想關心也關心不了。沒有這種沖擊，吳敬梓嘲諷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王國維就不會拿16年治西學，也不會拿16年治國學。王治國學，從表面看，似與西學無關，前後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說，“國學”就是“國将不國”之學，如果不是中國出了問題，如果不是同“西學”刻意對比，本來是沒有什麼“國學”的。王國維治國學，時間很短（連學帶幹才16年），但成績很大，這并不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比别人厚（當時這樣的人很多），而是因為兩條，一是他西學訓練好，有貫通文、史、哲的人生體驗，“識”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羅氏身邊，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樓台之便，與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有廣泛交流，“見”也比别人廣。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所治“國學”，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學”（陳寅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二》曾以此自況），也是“不中不西之學”。吳宓說王氏之學“冠絕一世”，“發前人之所未發”，乃得益于西學（《空軒詩話》），這是很有見地的。

            王國維是反對革命、絕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學問。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他不以“天下為己任”，而以“文化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對保存和延續文化有功。這種“文化保守主義”雖然碰巧同西方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合了拍，但卻不是明識時務，自覺自願，而是情不得已，充滿痛苦。如果我們說，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該向他們學習，置民水火于不顧，那不僅是沒有良心，而且是絕對昏聩（“何不食肉糜”）。我們尊敬“大師”，但不必美化“大師”，更不必用西方知識分子的“可憐下場”安慰自己，賦予“大師”太多“學問”之外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偉大意義”（對陳寅恪我也抱如是觀）。

            王國維的後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裡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颉》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範圍皆體現于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讀《觀堂集林》，我們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殷墟蔔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于每年都開辟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這些研究，是一種介于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曆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後來的考古學（台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于曆史系）。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墟書契考釋》入門。此書原稿于1951年由羅氏後人售于陳夢家。陳在《殷墟蔔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随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蔔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墟蔔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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