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渡人的

   
    沈傑群
    《波斯語課》劇照
   
    裝載着一群猶太人的卡車上，一個饑餓的人用偷來的波斯語神話書，和吉爾斯交換三明治。他特意強調神話書極有價值，結果這話成了吉爾斯後來命運的隐喻。
    其他猶太人都被槍決，生死攸關之際，吉爾斯拿出神話書謊稱自己是波斯人。沒料到，恰巧有一個納粹軍官正在以10個肉罐頭為獎賞，讓屬下到處尋找波斯人。關乎生死的難題擺在吉爾斯面前：向命運妥協，還是将計就計繼續演繹謊言？吉爾斯選擇了後者，以“波斯人雷紮”的身份走進虎穴，就此開始“絕地求生”。
    這是電影《波斯語課》氣氛陰沉、緊張的開頭。
    一提起反納粹題材的經典電影，我們會想起《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家》《朗讀者》《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這些電影用不同的叙述視角，去反映寫滿苦難和創傷的黑暗曆史。
    《波斯語課》改編自德國編劇沃夫岡·柯爾海斯根據真實事件寫成的小說。這部電影提供了一個新角度：在集中營裡，語言可能存在哪些意義？
    電影中，兩個人的命運被一門語言捆綁到一起。納粹軍官科赫，為了将來去德黑蘭開餐館開啟新生活，一心想學波斯語;猶太人吉爾斯，為了保命，不得不戰戰兢兢地獨創一門不存在的“波斯語”。
    當每日要求教授的單詞量從4個變成40個，吉爾斯陷入絕境。
    就在此時，吉爾斯因為字迹漂亮工整，獲得科赫的信任，接到抄寫猶太人名簿的差事。當吉爾斯抄寫着一行行受難同胞的姓名時，猛然想到：可以将這上千個人名的詞根，直接轉化為“波斯語”詞彙。
    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後學到的所有新詞，被他贊歎為美妙的“波斯語”，其實都來自進入集中營的猶太人的姓名。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語創作了一首關于和平的詩，吟誦給吉爾斯聽，那一刻窗外傳來屠殺猶太人的聲音。
    劇情至此，《波斯語課》徹底揭開了其創作者對于那段曆史的集中思考，片中很多細節都會令觀衆陷入沉思。
    比如，科赫如此在意名簿字迹的工整度，卻在那麼長時間裡始終對具體姓名視若無睹。哪怕他稍微留心一下這些猶太人的名字，就會發現吉爾斯編造的巨大謊言。可是，滲進骨子裡的殘忍和傲慢，讓科赫最終被困死在這個謊言裡。
    在集中營裡，猶太人的來曆、姓名、長相……都成了無人在意的信息，所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在納粹軍官眼裡隻是一個個編号，甚至隻是一件件統一的囚服。
    “物化”一個人，是對人尊嚴的深度踐踏。這一點在很多反納粹題材電影裡都有體現。例如在電影《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中，納粹軍官的兒子對眼前的罪惡一無所知，為了幫猶太人小夥伴一起尋找他的爸爸，軍官的兒子也穿上了“條紋睡衣”——猶太人的囚服，結果和其他猶太人一起被關進了毒氣室。
    又比如，科赫對吉爾斯的信任程度與日俱增，表現出和待其他猶太人有天壤之别的善意。但是，吉爾斯看向科赫的目光，除了小心翼翼，還散發出愈發明顯的冷酷與恨意，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生死的選擇——吉爾斯甯可替他人赴死，也不願繼續苟活。
    科赫辯解自己沒殺過人，但吉爾斯直接指出，他為劊子手準備了食物。這不由令我們想到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所以，科赫不能妄想逃離審判。在海關，試圖逃往德黑蘭的科赫滿口假波斯語，自然引起懷疑，被扣押審問。而另一邊，幸存的吉爾斯，坐在盟軍的營地裡，清晰地背誦出了2840個猶太人的姓名。
    由此想到，之前在集中營給猶太人分發食物時，吉爾斯默默重複着面前每個人的名字，并非隻為了強化記憶，吉爾斯悲憫的眼神是在告訴我們：記住這些猶太人的名字，不是為了自己一人的苟活，而是在替曆史銘記。
    片尾，吉爾斯背誦了很久，整個營帳裡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傾聽着。這一段，也絲毫不會讓銀幕前的觀衆感到冗長。我們願意聽他講出每一個在世間存在過的人，哪怕到最後，他們的一生隻剩下一個名字，他們也應該被記住。
    吉爾斯在逃出集中營的路上，回眸凝望，這個畫面仿佛是全片微小又凝練的注腳——語言，是渡人的。吉爾斯把受難同胞的姓名，變成一門獨特的語言。這門語言渡他逃過一劫，也因為他，同胞們的存在留下了唯一的證據。
    （梅之傲摘自《中國青年報》2021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