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足球

   
    路明
    校長說：“你就是這塊料，回去，你什麼都不是。”
    校長又說：“出身怕什麼，我家庭成分也不好。留下來，好好練，會有前途的。”
    他不知該說什麼，索性低下頭，心裡打定了主意。
    到北京的頭一個月，他寄回與周總理的合影。姆媽臉上有榮光。弄堂裡的小夥伴，都當他跳了龍門。舞蹈學校夥食好，常有外賓來參觀，十次有八次是周總理陪同。學校男生少，女孩子衆星捧月地圍着他。老師也喜歡他，把他當未來的芭蕾舞王子培養。黑白相片裡的王子，穿雪白的緊身褲，長身玉立，高高昂起頭，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模樣。
    可是他開心不起來。他想念姆媽做的黃魚鲞，想念姐姐弟弟，想念弄堂裡的小夥伴，想念坑坑窪窪的足球場。
    那天他好好上着課，班主任把他叫出去，說北京來了老師，想看看他。老師說一口好聽的京味普通話，請他舉起手，擡擡腳，轉個身，跳一跳。然後，老師滿意地點點頭，遞給他一張準考證。
    他這才曉得，是新成立的舞蹈學校來上海挑苗子。照着準考證上的地址，他稀裡糊塗地去了。在此之前，他沒跳過一天舞。前後考了四輪，最後一關是面試，評委席上坐着烏蘭諾娃（蘇聯芭蕾舞演員）。從兩千多個孩子裡，最終選中十二個，其中就有他。他光榮而懵懂，像被打包的土特産一樣，跟着老師到了北京。
    開肩，壓腿，從基本功練起。他談不上多喜歡舞蹈，但規定的動作，總比别的孩子掌握得快一些。第二年，他就登台表演芭蕾舞劇《虞美人》，主演是陳愛蓮，他在後面踩高跷。又過了一年，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訪問香港，向舞蹈學校借調六名小演員，名單裡有他。他開心極了。但最終公布的赴港人員裡，一個各方面條件都不如他的男孩頂替了他。他被卡在政審這一關：他爹爹是上棉十七廠的門衛，新中國成立前拜過“老頭子”，屬于“曆史問題不清楚”。
    他心裡有數了，自己不是王子的料。他就是工人家裡的小囡，野球場才是他的王國。他去找校長，要求退學。校長拒絕了。一張北京到上海的火車硬座票是十三元五角，家裡每個月給他寄五元錢生活費。他攢了三個月，偷偷買了一張票，跑回上海。
    等過完這個年，他就七十六了。如今他一個禮拜踢一次球，還是在從前的球場，和一幫從小玩到大的兄弟。隻是這幾年，老兄弟減員得厲害。骨質疏松的，心髒搭橋的，有人消失了一陣子，再次看到名字已是在訃告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成了球場上年紀最大的一個。他摔斷過一次肋骨，沒打石膏，敷了點中藥，骨頭自己長好了。他想，這是在提醒自己，不服老不行。以後踢球得悠着點，多傳中，少過人，盡量待在自己的區域。
    “給你講個笑話。”他說。“講個笑話”是他的口頭禅。這輩子，他碰到的笑話比較多。
    “你知道，當初我回到上海，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是戶口。”他哈哈大笑。人跑回來了，戶口還在宣武區——如今多少人夢寐以求、花錢都買不到的北京戶口。
    沒有本市戶口，他就進不了廠，上不了班。眼看就要滿十六歲，不能在家吃白飯啊。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有個上棉十九廠的領導欣賞他的球技，跑去跟舞蹈學校談，最後付了兩萬元“培養費”，把他的戶口遷回定海橋。在那個年代，兩毛錢夠買一斤大米，八毛錢能買一斤豬肉。等于用兩萬五千斤豬肉，把他換了回來。
    他知恩，從此死心塌地留在十九棉，一邊當鉗工，一邊在廠隊踢球。八一隊要他去，安徽省隊要他去，空四軍要他去，他都一口回絕。“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任性、忠心。”他猛吸一口煙，像總結自己的一生。
    等到很多年以後，他才理解校長那句“一事無成”的意思。并不是講，離開了舞蹈學校，就做什麼都不行，而是說，這種驕傲、不計後果的個性，是要吃苦頭的。
    許多人為他可惜，覺得他浪費了寶貴的天賦。他本該是足球明星或者芭蕾舞王子，到頭來，卻當了一輩子工人，直至退休。
    甚至于，他為之堅守的工廠已經不在了——十九棉消失在改制的洪流中。工人足球那一頁翻過去了。
    可是，什麼叫浪費？什麼才是值得？球場上，他是橫刀立馬的中後衛;車間裡，他是響當當的八級鉗工。放下身段，踮起腳尖那一套，他學不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普通人，在變革的年代裡，按照自己的心意，度過了平凡而有尊嚴的一生。
    晚上，老兄弟來看他。他不喝茶，倒一杯清水，陪老兄弟抽香煙，看足球，聊些陳年舊事。老兄弟指着屏幕上的卡納瓦羅，對他說：“喏，這個人老早踢球蠻像你的。”
    （大浪淘沙摘自《解放日報》2021年3月23日，索焱圖）